新加坡報業控股公司華文媒體集團是新加坡最大的中文媒體機構，旗下擁有三份中文報紙，包括《聯合早報》、《聯合晚報》和《新明日報》，另外還有針對新加坡本地華人讀者的zaobao.sg以及針對海外華人讀者的zaobao.com兩大電子媒體平台，其中zaobao.com在中國內地擁有的讀者人數遠超新加坡本地的讀者人數，在兩岸三地的華人世界裡也具有頗大的影響力。
就新加坡報業控股公司華文媒體集團的最新發展情況，《亞太新聞評論》總編輯李文（以下簡稱：亞）日前透過網路平臺專訪了該集團社長李慧玲（以下簡稱：李）。
亞：過去一年多來，新冠疫情持續不斷，對全球媒體業都帶來巨大的影響，而對於新加坡報業控股公司的華文媒體來說，又造成了哪些影響呢？
李：首先，可能需要簡單說一下新加坡中文新聞媒體生態情況。新加坡的人口大概四分之三是華人，但並非所有華人都能閱讀中文。因為教育體系的關係，五六十歲以上的華人，有些是念華校，有些是念純英校，而後者可以說是幾乎不看中文報的。所以，所有年齡段的讀者加起來的話，真正閱讀中文媒體的人口要比閱讀英文媒體的來得少，特別是40歲以下的華人的中文水準是不怎麼樣的，所以對他們來說閱讀中文媒體可能比較困難。但是他們有個特點：閱讀和書寫中文對他們來說難度較大，但聽和說還可以，所以看視頻是沒問題——也有利於線上傳播。
新加坡國內的媒體的難處是，中文媒體的閱讀人口正在面臨萎縮。但即便如此，我們竟然還有兩份報紙，《新明日報》和《聯合晚報》，以及「zaobao.com.sg」的數碼媒體平臺，後者的讀者主要是40歲以下的受眾，因為他們習慣看視頻。另外，我們還有「zaobao.com」數碼媒體平臺，主要面向中國大陸的讀者群，而它的讀者數量是遠遠超過新加坡國內讀者的。這種情況基本是「一份報紙，兩地受眾」。
回到我們說的「影響」：既有好的影響，也有不好的影響。首先，在過去的一年裡，從受眾反應來說，和其它國家情況相似的是，在疫情最緊張的時候，大家更願意通過他們認為可信的管道來獲取新聞資訊。因此在過去這段時間內，訂閱我們的電子報和買報紙的人數是增加的。據市場研究報告，新加坡相當大一部分人認為本地的主流媒體的公信力是比較高的。雖然大家還是會看（其它的媒體），但他們最終還是最認可傳統媒體的內容。像最近幾天，新冠疫情加劇時，我們內容產品的流覽量，比疫情緩和時多出了三分之一左右。
另外，我們的中文紙媒，55歲以上的讀者比較多，他們對中文報紙有特殊的情感。這跟很多中國以外的華人社會一樣，中文報被看作與文化有關，因為中文報紙已成為一個文化的紐帶。去年四月，新加坡的疫情最嚴峻時，外籍勞工染病情況很嚴重，阻斷措施（Circuit Breaker，半封城狀態）對（外籍勞工）原來每天清晨派發報紙的影響很大，因為在新加坡，報紙是要直接派送到每位訂閱的讀者家門口。
那段時間，編輯部本身可以正常運作，但製作部的很多印刷工人其實也是來自馬來西亞。馬來西亞一封，他們就得在「不知道需要在新加坡逗留多久」的情況下做出選擇。此外就是清晨幫忙派報的外籍勞工，因為他們都在宿舍裡了。那時候的報販動用了自己的家人，清晨去幫忙派報，但也只能夠投報紙進信箱。當時我給讀者寫一封信，尋求他們的諒解，解釋我們為什麼得把報紙放進信箱，請他們下樓去取。但我們覺得非常溫暖的是，因為讀者和我們之間特殊的這份關係，讀者很體諒我們，很多讀者給我們打氣。在這個層面上講，是個正面的影響。
此外，疫情限制措施越多，對人的想像力和創造力的考驗也隨之而來。疫情當下，儘管也可以用線上或者電話等方式，但新聞採訪本身不易進行。但我們認為新聞資訊是公共物品（public good），於是我們也在想像讀者關在家裡需要什麼，以及我們能為他們做什麼。有人形容我們的工作像是保姆，因為我們的線上平臺會在早上教人家做晨運體操，中午教烹飪，下午教年長者用手機，到了晚上就做清談節目，還做線上音樂會，這段時間也有同事策劃了辦書展。新加坡書展的規模和香港不能比，但也做了一些講座活動，線上活動的整個反應都非常好。我們還做表演節目，然後線上籌款，特別在武漢（因為疫情）剛剛封城的時候，我們用線上籌款活動給中國的醫護人員捐口罩和防護品。後來南亞裔勞工因疫情而被關在宿舍裡的時候，我們做義工，也呼籲大家想方法去幫助他們。我們當時做這些事，沒有想過要爭取「眼球」，而是在思考：我們的位置在哪裡，我們跟社會是什麼關係。我們自己覺得，在這個時候要做發揮超過報道新聞媒體的角色，儘量發揮創造力去做更多的事情，而這也是一個較為正面影響。
第三，疫情期間，我們的廣告收入慘跌，當然在其它國家的媒體公司可能很早就面對這一情況。新加坡媒體市場當然也有競爭，但在紙媒的競爭上，由於新加坡在1974年通過了《報章與印刷館法令》，在新加坡辦報紙的門檻要求很高，使傳統紙媒受到了保護。因此相比於其它地方紙媒廣告出現懸崖式下跌，我們的廣告收入下跌，相較而言還算是緩慢的，但谷歌和臉書等社交媒體的確都把數碼廣告收入拿走了。不過，在這次疫情中，我們（在廣告收入上）遭受了重大打擊，所以這個是最壞的影響。
近日，新加坡報業控股宣佈，接下來將剝離媒體業務，改為以擔保有限公司的方式運營，也就是變成非營利機構。那估計接下來，我們的運營會很不一樣。
亞：說到這裡，我想接下去問，新加坡報業控股這次宣佈的媒體業務重組，特別是有關業務所有權的轉變，其用意是什麼呢？
李：其實這一動作，已經算是比較遲緩了。在歐美地區，不少媒體機構早幾年時早已呼喊救命了。他們有些改用基金方式經營，又或者得到政府的稅務津貼，又或者像英國《衛報》那樣爭取用戶的支持。而我們這邊，很多人都誤以為新加坡報業控股是新加坡政府的主權投資公司-淡馬錫控股掌控的公司，但其實並非如此：我們其實是一家私人上市公司，而且任何一家股東都不能持有超過5%的股權。現在媒體的商業經營壓力越來越大，有些股東開始質疑為什麼要把資金投入在媒體方面。
我們一直也在削減經營成本，但目前正值媒體行業精彩時期，也同時是媒體需要大量投入資金的時候，而我們還要面臨留住人才的問題。因為在新加坡，不做記者的話，生活可能會更好——記者的熱情也經不起生活現實的打擊。
現在新加坡報業控股正是來到了這一步，需要跟監管機構談這個問題。公司跟政府建議，讓它成為一個非營利機構。
亞：如果媒體變成了非營利機構，那所需的營運資金又如何解決呢？
李：在新加坡，我們常說是，「在家靠父母，出外靠政府」。新加坡的主流媒體公司現在只有我們這一家，而且對於新加坡政府來說，我們是有戰略意義的機構，能讓新加坡人通過新加坡人的眼睛和視角看世界和發聲。而且我們的媒體這麼多年來，在新加坡讀者眼中，也有很多做得不錯的地方。新加坡政府當然不希望看到我們關門大吉，而其它財團要在新加坡購買媒體公司，也會受到限制。新加坡的市場很小，人口也沒有很多，即使是慈善機構也需要政府的支援，僅靠眾籌（crowd funding）也是支持不了的。
因此，我們未來採取的經費模式，應該是靠新加坡政府撥款。但也不是純粹靠政府支持，我們也要發展市場訂閱和廣告收入等。雖然政府具體會補貼多少，還在討論中，但至少讓各位同事們安心的是，新加坡政府拍胸脯保證會「保底」。
亞：在其它國家，有不少大的媒體機構從原來依賴廣告收入，到現在改為依靠用戶訂閱。但對新加坡報業控股來說，除了政府「保底」之外，就沒有其它方式來彌補廣告收入的下跌嗎？
李：其實訂閱我們也在做。西方國家一些目前看起來轉型比較成功的新聞機構，訂閱是一個主要的收入模式。但在華人世界中，願意看報的人很多，但訂閱付費還沒有養成習慣。報紙，（報道的）點擊率很高，但要向讀者收費很難。而且網上有許多「搬運工」把別人的網上內容「搬走」，使用技術自動抓取別人用心經營的內容「爬蟲」也不少。我們非常希望看到更多的中文媒體開始收費，因為大家都希望這樣的收費模式能夠成功。
亞：最近澳大利亞多家大型新聞媒體跟谷歌及臉書等網路社交平臺達成了新聞內容付費協定，新加坡華文集團有沒有想過，也跟這些社交媒體平臺達成類似的新聞內容付費協定呢？
李：澳洲市場比較大，但新加坡市場小，比如Facebook News，他們在一些國家有的News tab，在新加坡並沒有。世界各地都面臨這種情況，谷歌和臉書在澳洲當地，與之交手的是澳洲政府。，但新加坡的情況是我們的市場還是太小，我們不太可能採用相同的做法。他們現在分別以其他方式跟新加坡報業集團接觸、合作。
亞：既然你們在增加收入的「開源」方面能做的不多，那有沒有可能利用這幾年出現的新媒體科技，例如人工智慧或大資料等來「節流」，比如現在很多媒體用人工智慧來寫新聞，藉此節省人力成本呢？新加坡方面是否有過這種所謂「自動化」方面的嘗試呢？
李：我們華文媒體集團主要是擁有採編團隊，整個報業集團技術支援則是整個媒體控股公司的技術部門輔助。在人工智慧方面，我們也希望速度能更快些，我們目前做得還不夠。近兩年，我們在開始搭建大資料的架構，但人工智慧技術的普遍使用則尚未開始。
亞：我們觀察到現在有很多的媒體機構在採編上，內容寫作上，甚至內容推送上， 在不同程度使用人工智慧，那新加坡報業控股集團整體上，會在哪些方面嘗試使用人工智慧呢？
李：目前主要是應用在線上內容的推廣方面，而在編輯部的運作方面，其實還沒有開始使用人工智慧技術。另外，在翻譯外電內容上，同事會藉助翻譯機器，但目前還沒有形成制度化的做法。
亞：這是不是因為對使用人工智慧技術的觀念還沒有改變呢？您自己如何看待使用人工智慧技術取代一些資料類的新聞寫作，讓新聞內容自動化呢？是對此採取開放的態度呢？還是認為需要小心謹慎地對待呢？
李：我對人工智慧技術是採取開放態度的。我們也在嘗試教機器學習，但新加坡的語言表達習慣有其特點，而且大陸讀者和港臺讀者，對同一個詞也有不同的表達方式，還要看語境當然這個是比較細微的部分。可能體育、財經新聞可以用人工智慧來解決，但對於比較重視語境的文章來說，還需要人工介入，對使用人工智慧還要謹慎一點。
亞：對於新媒體技術的發展，新加坡年輕一代又有何體驗呢？
李：他們會問，為什麼看新聞要付費呢？他們成長於線上資訊可以輕易獲取的年代，想法、生活習慣跟早一代的都有很大差別。比如我們覺得媒體的公信力很重要，但有的年青人也不關心新聞內容是真是假。又比如說，《聯合早報》的40歲以上讀者，如果訂閱了，會特別點開PDF版本來看。但年青讀者的閱讀習慣很不一樣，他們很可能是根據朋友推薦來看新聞，而且文字越少越好。此外，我們對一群很年輕的讀者做過調查， 對entertainment news（娛樂新聞）的定義也不一樣，不一定是有關藝人的娛樂圈新聞，而是具有「娛樂價值」的內容，能夠讓他們覺得好玩的新聞。如果嚴肅新聞做到娛樂化，他們也會覺得好看。
亞：那你們在新聞寫作內容的趣味性方面作出了調整嗎？
李：我們的線上媒體會調整的，但紙媒（《聯合早報》）仍然還是正經八百的風格。
亞：那會不會出現，以前你們可能不會報道某類新聞，但現在則會迎合讀者興趣而報道呢？比如有關電競遊戲的新聞等？
李：會的。現在玩手機遊戲已經成為很重要的發展趨勢，而從做新聞的角度來看，報道趨勢是很重要的。另外，以前我們的中國新聞報道歸在「中港台新聞」裡，但從2003年開始，我們把它叫作「早報中國」，並且是報紙抽出來一疊的封面，當時的總編輯認為，「中國」本身會是一種潮流。現在無論什麼新聞就更都會涉及到中國了，因此對中國的報道分量也增加。
亞：您剛才提到媒體的公信力問題。近年來，全球新聞業都面臨前所未有的信任危機。英國牛津大學路透新聞學院去年發表的《數字新聞報告2020》中也公佈了一項調查結果。在調查的40個國家和地區，其中包括8個亞太地區的國家和地區，只有38%的受訪者相信他們看到的媒體新聞報道，您又如何看待新聞業面對的信任危機呢？您覺得究竟哪裡出了問題呢？
李：我認為這跟現在全球本身的「分化」浪潮相關。媒體、科技已經是成為人人都可以使用的工具時，「分化」會更加尖銳。政治人物不僅僅是推波助瀾，而是「引領潮流」，這就變成了我們現在的現象：誰都不信誰。但不同社會，在這方面的程度是不同的，牛津大學路透新聞學院的那個研究中，新加坡排名也不見得好，但其實在新加坡的社會，如果用不同語言進行調查，結果可能也不一定一樣。
亞：那媒體又應該如何扭轉這種信任危機？
李：亞太是很廣的概念，即使在同一個時區，做新聞的理念也可能不一樣，所以很難一刀切。有些地方有可能公信力還有，得看各個社會自己的情況，再做自己的選擇。
亞：那您覺得亞太地區的新聞業是否存在信任危機呢？
李：會有的，特別是當新聞業遇到經濟危機的時候，它有多少選擇去維護它的公信力？這跟如何生存、怎麼吃飯是有關的。
亞：也有人認為，信任危機固然有客觀環境的因素，但也有新聞業本身的問題。其中一個問題是，現在的新聞媒體正遠離傳統的專業道德操守，而成為政治參與者或者活動人士，您同意這種說法嗎？
李：新聞業當中一直以來其實都有左右派的媒體。讀者也會分辨哪些是右派的、左派的。政府頒佈的政策，是什麼，很多媒體已經做瞭解讀，讀者就不需要做自己的判斷了。我們的操作是，人家說了什麼，我們就應該寫什麼，而不會把評論混在一起寫。
亞：您是說，現在很多媒體把事實報道和評論混在一起寫？
李：一直都有。只是現在受眾也願意看到有不同傾向性的報道，不太喜歡像白開水一樣的報道。所以為了吸引眼球，經營的壓力可能也會使大家倒向某一方面。
亞：由於社交媒體的興起，新聞媒體人的專業地位受到很大衝擊，比如公民記者、意見領袖等等。您怎麼看後者在新聞行業中的角色呢？
李：他們也是逐漸走向成熟，手段越來越多，報道也越來越走向專業方向，越來越成為與專業的主流媒體競爭的對象。因為事情發生了，可以正面看待，而他們也在細分中，在某些方面，公民記者確實比記者更有經驗，公民記者做到專業就成為網紅、意見領袖了。我自己是相信：智慧藏於民間。這樣一來媒體景觀更加多彩，我覺得是ok（可以）的。但對新聞記者來說，做這行總要有些基本的本領。讀者本身發出什麼樣的資訊，他們希望看到的是什麼，現在也是很分化的。真正的專業媒體記者，有些功課還是要做的，所以他們在經驗判斷上還是有優勢的。
亞：在多元化的媒體生態當中，專業記者新聞專業主義應體現在哪裡？靠什麼來有別於業餘記者呢？
李：業餘記者做到網紅的級別時，其實是一個行業了。專業記者對事實的追求，這些理念還是要有的，要去實現實踐，不會為了存粹吸引眼球而被動搖。被打得遍體鱗傷，還是要去相信自己所做的事情，要去維護社會公義。
亞：未來全世界各地的新聞業，生存越來越困難。您對新聞業未來的前景是樂觀還是悲觀呢？
李：作為新聞人來說，媒體行業是不斷學習的過程，這是樂觀的，因為還有很多東西要學習，不容錯過人生和時代。但作為新聞行業的管理者，這是痛苦的。挑戰非常大，也是一個考驗人的過程，有很大的無力感，並非某一個個人能夠扭轉的趨勢，但我覺得科技的顛覆，現在媒體的發展可能也是個剛剛開始。我們可能還只是站在歷史的開端，最後會形成如何趨勢，現在沒有人能預測三年後是怎麼樣。所以它是個痛苦的過程，但我自己覺得要慶倖自己在這個時代裡面還能去做些嘗試，即使失敗，也能使人生充實——這不知是樂觀，還是悲觀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