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疫情下,馬來西亞媒體的恐懼與厭惡

作者:Sheridan Mahavera

新冠疫情下,馬來西亞媒體的恐懼與厭惡

專題文章

2021-07-08 16:59

 


20207月,正是新冠疫情在馬來西亞肆虐之時,也是海蒂·柯(Heidy Quah)被警方問罪之時。因新冠疫情,馬來西亞的經濟受到重創,許多難民和移民因此而失業。海蒂·柯向這個群體伸出了援手。

 

她因何被問罪?6月,海蒂在臉書發帖,轉述了一名憂心忡忡的難民所說的故事。凌晨四點半,這名難民在電話中,向海蒂傾訴在移民拘留中心的所見、所聞和所感,以及因此所受的心理創傷。

 

海蒂因為這篇臉書帖子而被警方調查,理由為刑事誹謗和「不當使用網絡設施」。

 

馬來西亞媒體對海蒂案件的報道,則反映了媒體的偏見,並由此影響了民眾對新冠病毒造成的社會經濟影響的解讀。海蒂在接受采訪時對記者說:「我很感謝一些媒體報道了我的情況,並因此向警方施壓。但我同時也希望媒體能對我在難民拘留中心的見聞給予同等的關注。」

 

在這些有失偏頗的報道中,馬來西亞一些媒體借此次事件,對社會中抵制難民和移民的情緒大做文章。這暴露了馬來西亞政治和社會經濟結構的深層缺陷,並再次表明,馬來西亞的成功是建立在剝削和利用外國勞工的基礎之上。

 

但是這種批評和反省的觀點主要見諸於英文媒體。此外,他們還報道了移民勞工不穩定的工作條件和狹窄的生活空間,而惡劣的生活環境又使得移民社群成為了新冠病毒傳播的溫床。有社會團體稱,雖然公共衛生專家一致認為應當保護在疫情之下成為弱勢群體的外國移民,但是一些媒體卻在煽動對該群體的排外和仇恨情緒。

 

不同語種媒體報道的基調、平衡性和深度的差異,也體現在對疫情的報道上。各家媒體從醫療和公共衛生角度對疫情做出了不同的報道,從而顯著地體現了這種差異性。

 

這種差異同樣在政治危機報道中有所體現。2020318日,馬來西亞宣布封城。而在此兩周前,馬來西亞陷入了一場政治危機。執政聯盟「希望聯盟」(Coalition of Hope)因內部分歧導致失去中央政權,其部分成員建立了新的中央政權,並命名為「國家聯盟」(National Alliance)。

 

縱然媒體的分歧創造了一個更為割裂的社會,而這種分歧卻被認為是新聞自由的一種體現。但是,本文希望闡述一個不同的觀點,即在當下疫情肆虐之時,忽略事實和科學,一味主張意識形態的新聞報道,只會對社會發展起到負面作用。

 

馬來西亞媒體對於新冠疫情的報道及相關延伸報道將會影響這個國家的民主進程。

 

語言與恐懼造成的隔閡

 

雖然一間傳媒公司旗下可能會擁有不同語種的媒體,但眾多的媒體報道語言,和所處的不同社會文化背景,仍然反映了馬來西亞多樣化的媒體圖譜和國家民族構成。而這種多樣性同時也造成了馬來西亞新聞報道的分裂與對立。馬來語媒體在大眾媒介中擁有最廣泛的受眾群體,同時它也是國家通用語言和政府通信語言。

 

因馬來西亞的殖民歷史,英語在社會中也被廣泛使用,且是媒體機構的第二大常用語種。而其他媒體常用語種還包括中文和泰米爾語。在東馬來西亞的沙巴和沙撈越地區,也有媒體使用卡達贊語(Kadazan)和伊班語(Iban)。

 

本文將分析受眾最廣的兩種語言馬來語和英語的報道,並比較他們對馬來西亞2020年新冠疫情大流行報道的異同。

 

針對社交媒體和即時通訊軟件上流傳的關於疫情的虛假信息,政府已開始加強監管和打擊。公民們因此又開始傾向於閱讀成熟專業的新聞媒體報道,以獲取可靠的信息,並了解當地新冠疫情發展、城市封鎖信息以及政府發布的相關商業法規。

 

媒體也是馬來西亞人了解政治的必要媒介,例如20202月最後一周發生的那場政治危機。

 

再納· 阿里芬· 奧馬爾(Zainal Ariffin Omar)博士是馬來西亞公共衛生醫師協會(PPPKAM)的負責人。他說,馬來語和英語媒體對於疫情的報道,從醫療和公共衛生角度存在着顯著的差異。這可能是由於由於全球各地的科學家仍未完全了解該病毒,因而幾乎所有的最新信息都通過英文傳遞。 

 

再納博士告訴筆者:「在英文媒體上,普遍存在關於疫情更為廣泛、詳細的報道和分析。這些英文媒體有源源不斷的專業信息來源。」

 

「與此同時,馬來語(報道)更多是膚淺的,他們的分析並不詳細,而且沒有多少專家為他們的報道貢獻信息。」 

 

盡管存在着這種差異,但是馬來語和英語媒體都在竭盡所能地全面報道這次疫情。這種努力體現在每天更新的官方病例數、康復人數、死亡人數和最新的政府限制措施。

 

相反的,部分媒體也刊登和推薦偏方,例如營養補充藥品和一些非正規的療法。再納博士說,更糟糕的是,一些反疫苗運動的觀點也偶爾見諸報端。

 

再納博士贊同海蒂的觀點:「公共衛生專家和經濟學家建議政府應停止對無證移民和無國籍人士的突襲檢查,從而讓該群體敢於進行檢測和接受治療,進而有效遏制病毒的社區傳播。然而大多數馬來語和英語媒體並沒有對此進行報道。  

 

馬來西亞尚未簽署《聯合國難民公約》,但據估計,目前國內約有18萬名難民。由於無法被合法雇用且缺少社會援助,他們被迫從事卑微的工作,受到雇主剝削,甚至無法獲得體面的報酬。

 

此外,馬來西亞還存在着三百萬至六百萬的低水平移民勞工,包括合法移民和無證移民。他們大多來自孟加拉、印度尼西亞和印度,在本地的工廠、棕櫚油種植園、建築工地和餐館工作。

 

維權組織抨擊政府拘留無證移民的做法,他們擔心,這將驅使其他人轉入地下,躲避政府的追查。

 

再納博士說:「大多數媒體都奉行讀者至上的原則,並迎合公眾的口味進行報道以贏得支持。」他推測,正是該理念導致了多數媒體普遍不願報道對移民勞工采取的「溫和措施」。 他指出,「呼籲采取『溫和措施』容易在民眾中引發爭議。但該措施實際對民眾是有利的。移民勞工對我們的經濟作出了貢獻,並促進社會經濟發展。」

 

馬來西亞一個致力於移民和難民問題的社會團體「婦女力量組織」(Tenaganita)的執行總監格洛琳· 達斯(Glorene Das)說,一些媒體,尤其是馬來語媒體,利用馬來西亞人長期以來對移民的恐懼和仇恨,為他們貼上病毒攜帶者的標簽。鑒於政府一直稱他們為 「非法移民」,這種情緒很容易被激化。

 

達斯告訴筆者:「一些公眾人物、政客和政府機構的標籤化做法,令移民和難民們處於隱形和不被尊重的狀態。」

 

相對於更準確的提法──「無證移民,「非法移民 」一詞存在詞意偏差,並且包含了種族主義和反平權的隱喻。達斯補充道,這也忽略了一個事實,即移民通常會受到外國勞工中介和馬來西亞本地雇主的剝削。 

 

「主流的平面媒體,不管使用什麽語言,在報道上都有偏向性,即偏向於將移民定罪和醜化,缺乏對事實的研究調查。我們發現非主流媒體也存在這個問題。」

 

遊走在危險與安全地帶的邊緣

 

馬來西亞政治學家和媒體專家認為,在受眾類型、廣告市場和政治關系等交叉因素的綜合作用下,相關報道無法做到全面準確。

 

自上世紀七十年代以來,馬來西亞一些知名的馬來語媒體公司,如《馬來西亞前鋒報》(Utusan Malaysia)和《每日新聞報》(Berita Harian)都由馬來民族主義政黨「巫統」(UMNO)間接或直接擁有。 「巫統」在1957年馬來西亞獨立後,直至2018年大選,都一直統治着馬來西亞。因此,與其相關聯的《馬來西亞前鋒報》,《每日新聞報》和TV3(馬來西亞一個廣受歡迎的免費電視台)往往會按照黨派路線來建構他們的新聞報道。

 

媒體和傳播學專家扎哈隆 ·納恩(Zaharom Nain)教授告訴筆者: 「馬來西亞是一個被種族影響的或者說是種族主義的社會。」

 

扎哈隆教授任教於諾丁漢大學馬來西亞校區(University of Nottingham-Malaysia)。她說:「當馬來穆斯林這樣的群體被國家的政治和宗教領袖灌輸排外思想時,代表他們的馬來語媒體就會關註於『排外』這類議題,以及這些 『外來者 』所構成的 『威脅 』上,而不是關注更複雜且影響深遠的公共健康問題。」

 

相比之下,英文媒體面對的是更具思考深度的國際新聞的競爭,而其受眾群體則更多是身處國際大都市、受過西方教育的中產階級。

 

扎哈隆補充道:「當代馬來西亞的英語媒體往往超越種族差異,比馬來媒體更關注社會議題,且避免他們的報道染上宗教色彩。」

 

任教於馬來西亞科技大學(UTM)的政治學家馬茲蘭·阿里(Malzan Ali)博士說,馬來語媒體普遍認為,馬來語的讀者更喜歡聳人聽聞、直白的報道風格,這些報道更和他們的胃口。

 

馬茲蘭告訴筆者:「馬來媒體仍然擔心,如果他們的文字和話題過於深化,就會失去讀者。」

 

馬來語媒體近年來,因社交媒體而失去了不少的市場,因而媒體的所有者和編輯們為了留住僅存的讀者而不願意投資於他們不愛看的深度報道。

 

扎哈隆認為,面對財政困局,固有的保守馬來語媒體很可能會為了「穩健發展」,而更加固步自封, 「盡管出現了獨立的、數字化新聞媒體,但是在所有權模式和(長久以來)法律法規的限制下,從總體上看,馬來媒體仍然會遵守規則,不會逆體制而動。自我審查和自我保護仍然會是主旋律。」

 

扎哈隆和馬茲蘭都認為,這些缺點在馬來語媒體中顯得尤為突出。他們會損害馬來西亞的民主制度。由於民主制度需要公民的積極參與,選民和納稅人必須獲得有助於他們做出知情決定的信息渠道。

 

馬茲蘭說:「馬來語的專欄作家往往對複雜的問題得出淺顯的結論,這影響了他們的讀者對問題的思考。而英文專欄作家則通過提出事實和更具說服力的論證,鼓勵讀者對問題深入思考。」

 

例如,任何媒體如果不能充分向公眾解釋經濟對廉價、剝削性移民勞工的依賴等問題,則可能會使政府為獲支持以修復勞力市場而做的努力付之一炬。移民勞工工作和生活狀況使得他們面臨更大的新冠病毒感染風險,而對此的偏向性報道則助長了對移民和難民的醜化,將他們作為疫情傳播的替罪羊,面臨暴力的威脅。

 

歸根結底,疫情面前,人人平等。無論你是何人種、國籍,是否可以被合法雇用,都會面臨新冠病毒的威脅。正如公共衛生專家所言,有效解決這一流行病的唯一辦法是保護所有人,而媒體有責任傳達這一信息。 



 (作者簡介:Sheridan Mahavera在馬來西亞新聞機構服務近20年,前《透視大馬》(The Malaysian Insight)記者,2018年曾參與香港浸會大學記者訪問計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