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摘要：今年已經84歲的黃應士教授在香港被稱為「新聞教父」。這一方面是因為他曾在香港浸會大學傳理學院的前身傳理系擔任系主任，桃李滿天下，另一方面因為他長期擔任香港無綫電視台新聞部主管多年，香港多家新聞媒體機構的掌門人當年均曾在他手下任職。去年，他更捐出5000萬港元予浸會大學傳理學院，成立「黃沈慧珍紀念基金」，紀念他已故妻子並推動新聞教育。為此，本刊英語編輯林楚芹特別專訪了他，並撰寫了以下這篇文章。
黑色平治轎車駛進香港浸會大學傳理視藝大樓的停車場，車牌展示RRW，即車主黃應士（Raymond R Wong）姓名首字母縮寫。這位前任電視新聞主管過去慣常自行駕駛鮮紅色跑車，近年往往坐在後座。目前替現年八十三歲的黃應士開車的司機，是前任電視新聞攝影師。近年舊媒體經營困難，黃應士的司機是任職機構裁員的犧牲品。黃應士對前下屬拔刀相助，聘用他為司機，黃就是這樣重情義的人。
我們在浸大新聞系電視錄影廠安頓下來，那裡是學生整理新聞廣播的地方。自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爆發後，校方推行網上授課，錄影廠經常空無一人。黃應士一邊視察錄影廠內的設施，一邊說：「這裡很精緻華麗。在我那個年代，我們僅僅有一個房間。」他講的是上世紀七十年代浸會學院傳理系的狀況，當時他是學系首批教員之一，後來更出任學系第二任系主任。我告訴他學系正計劃在錄影廠內增設虛擬背景。黃應士說：「學生真正需要的是學習新聞操守。」他這番話沒有貶義，他大半生時間獻身新聞工作，就是相信原則。他表示：「新聞工作者需要掌握操守，將所知的真相如實道來，這是基本的。」他最近捐款五千萬港元，成立「黃沈慧珍紀念基金」紀念已故妻子。基金款項將用作推廣傳媒倫理操守教育，以及專門為現職新聞從業員設立「新聞專業院士計劃」，又會為傳理學院學生提供獎學金名額。黃應士說：「我是老派人，（前美國總統）特朗普冒起前，事實查證沒什麽大不了。你會查證事實，但那時候謊話不會到處充斥，令你不知所措。但真相⋯⋯那是另一回事。我們對各種事物有自己的觀感，但新聞工作最重要的是操守，你是真心誠意認為你做的事情是正確的；你無法查證人們的觀感。
傳理視藝大樓入口上方，懸掛着寫有傳理學院座右銘「唯真為善」的告示牌。2019年反對修訂逃犯條例示威運動期間，學生封鎖浸大校園，這塊告示牌也差點難逃被破壞的命運。一些示威者將大樓天台作為瞭望台，觀察警方調動情況。示威者掘出大樓外行人路的磚塊，建立小型路障。一些示威者用鐳射筆射向馬路對面的駐港解放軍軍營內的士兵，並嘲弄對方。當時香港各大學的教授和學生，花了長時間討論捍衛信念的正確方法。親建制人士形容年輕示威者為「失落的一代」，但黃應士不敢苟同。他表示：「你不能放棄年輕人，因為他們是香港的未來。」
黃應士對反修例示威期間前線記者的遭遇感到傷心，他所指的是各方面對待前線記者的手法。當示威者在街上投擲汽油彈，新聞工作者遭警方噴射胡椒噴霧，而部分示威者則向記者眼睛投射雷射光束，斥責他們散布「假新聞」。前線記者更面對政治光譜兩端的指控。與此同時，反建制陣營長期標籤無綫電視為「CCTVB」，譏諷它的報道取向類似中國官方中央電視台。曾任無綫電視新聞部新聞總監的黃應士說：「唱衰無綫的人，不過是人云亦云，他們沒有勇氣和決心面對無綫的新聞主管。反過來說，無綫管理層也不能面對觀眾。」
他又說：「一些記者被派往現場採訪前，沒有接受如何應對形同戰鬥的場面，也沒有裝備，這是不公平的。局勢已變得危險後，他們才獲分發頭盔。」一名無綫記者被人拉扯領帶，另外該台有記者在採訪現場被示威者灑「溪錢」，這類事件頻繁出現，導致無綫新聞部幾乎不再進行現場直播。黃應士任職無綫期間，出於關懷之心提出「無綫新聞 事事關心」的口號，但印有這句口號的標貼，已在無綫新聞部採訪車上移除，以免記者成為被針對的對象。現任無綫新聞部新聞總監是黃應士當年的學生，黃應士說：「如果我還在無綫工作，我會舉辦公開論壇，公開表達我的看法。」
2019年底反修例示威結束後，社交媒體充斥「我們熟悉的香港已完蛋了」的絕望言論。但如果你像黃應士般年逾八十，這句話有着非常不同的意義。
黃應士父親經營煤油（俗稱「火水」）致富，黃是家中第十一名兒子。正如許多傳統中國人家庭一樣，父親原本希望他成為醫生，但他生物科成績不及格。父親改為期望他成為工程師，但黃應士在幾何學科過不了關。最後他選擇跟隨心之所向，負笈美國密蘇里大學新聞學院，畢業後加入美國中西部肯薩斯州一家小鎮報章，開始記者生涯。正當他的新聞事業穩步前進之際，美國在越戰泥淖越陷越深，觸發年輕一代質疑國家在世界上的定位。黃應士憶述往事時說：「那時候從事新聞工作，對記者知識水平的要求非常高。」他在那段時間學會新聞工作為大眾服務的信念。黃應士後來以特約記者身份前往越南，他在西貢和峴港目睹的戰爭慘況，令他更有決心以新聞工作為終身職業。他在越南逗留三個月後，返回美國加州。1966年，黃應士成為美國史丹福大學專業新聞院士。
兩年後，他回流香港，加入英文報章《英文虎報》(The Standard)工作。文化大革命於1966年在中國大陸爆發，香港當時仍然是英國殖民地，正因六七暴動的餘波感到恐慌，同時對大批逃避內地政治整肅而偷渡來港的難民應接不暇。當時香港尚未推行強迫教育，許多年輕人僅能完成高中課程。只有少數經濟能力較佳的年輕人能負擔大專教育的費用，負笈海外更是遙不可及，因此當時報社內只有少數同事曾接受過大專教育。黃應士獲得《英文虎報》創辦人女兒胡仙的信任，他憶述說：「當時我身兼兩職，一份工資，兩份工作。」白天，他是分派記者日常工作的採訪主任；晚間。他搖身一變為負責審稿的首席文稿編輯，直至報紙最終定稿付印，才能稍事休息。雖然工作繁重，黃應士仍抽空同時在香港浸會學院（浸會大學的前身）擔任客席講師，後來更辭去報社工作，成為浸會學院傳理系的全職教員。他是香港少數能將學苑與新聞工作連繫的人，他參與制訂的新聞課程，不但教育未來的新聞從業員認識他們將服務的世界、如何報道及編採新聞内容，更通過製作學生報章The Young Reporter及《新報人》而取得寶貴的實踐經驗。這兩份報章一直運營至今。
黃應士由學術界轉戰電視新聞行業幾乎純屬偶然。1976年，毛澤東逝世，這位中共領袖因帶領中國共產黨取得執政地位備受尊重，也因他統治國家的方法而廣受批評。時任無綫電視翡翠台晚間新聞主播的劉家傑在新聞報道中宣稱毛的逝世令「全港市民同聲一哭」。劉的言論引發一些憤怒的市民聚集在無綫總台門外抗議，要求解僱他。畢竟許多香港人當年離開大陸，就是為了逃避毛澤東治下的政治整肅。當時黃應士因患潰瘍而住院接受治療，無綫電視一位高級行政人員親自到他病榻前邀請他加盟。她開出了他無法拒絕的條件——改革電視新聞，目的不只是要挽回無綫電視的聲譽，而是更好地服務香港的市民大眾。黃應士隨即開始長達五十年的電視新聞生涯，並被冠以新聞「教父」的外號，每當新聞行業需要進行反思，業者都會向他討教。
黃應士在無綫電視任職期間，以往衣著隨便的電視新聞記者和攝影師，搖身一變為衣履整齊的專業新聞工作者。而原本黑白無聲的新聞片段也變爲帶有現場收音的彩色錄像，每晚傳送到香港千家萬戶的電視機。過去平鋪直敘的報道，變成深入淺出、分析利弊，引起觀眾共鳴的報道。無綫新聞因此贏得香港市民的信賴，收視率節節攀升。
1989年六月迎來黃應士在無綫電視最精彩的一頁。當時成千上萬的學生佔領北京天安門廣場，悼念支持改革的已故中共總書記胡耀邦，活動演變為爭取民主的運動，多支新聞採訪隊在首都露宿數星期，通宵達旦報道現場情況。在香港，過百萬人走上街頭，支持北京學生。派駐北京的無綫新聞部採訪隊，向香港傳來穿着睡衣的學運領袖吾爾開希與中國總理李鵬在人民大會堂對話的片段，無綫晚間新聞播出北京學生講述他們參與學運的原因。正當解放軍坦克快要開進天安門廣場，黃應士下令在北京採訪的記者和攝製隊撤回香港。許多下屬要求留下來，部分人更對被迫離開北京感到氣餒，因為他們深信正在進行的採訪會掀動萬千觀眾的心弦。但黃應士認為，香港記者跟數百名在北京採訪的外國記者不同，一旦遇到權益受侵害時，會無法享有任何外交保護。黃應士表示：「這是非常艱難的決定，一旦有人受傷，我真不知道如何去面對他們的家人。」黃應士其後親身到當時的啟德機場，歡迎平安回港的下屬。這就是操守。
踏入九十年代末期，黃應士躋身無綫電視管理層，不再留在新聞部。但他不時不請自來，為的是認識剛上工的年輕記者。黃應士晉身管理層後，致力保證新聞部獲得足夠資源。他表示：「節目部賺錢，新聞部花錢。」一九九七年香港主權回歸前夕，無綫新聞部記者經常穿梭往來北京和倫敦，採訪中英雙方關於香港問題的談判。無綫新聞部同時報道曾參與八九民運的中國大陸異見份子的遭遇，他們後來作為中國與西方國家經濟及政治談判的籌碼，陸續重獲自由。無綫新聞部採訪隊拖着昂貴的衛星通訊設備在長江順流而下，拍攝三峽大壩工程進度。這是香港新聞行業的黃金時代。
黃應士為無綫電視新聞部爭取資源，但甚少過問日常運作，而2001年針對美國的「911恐怖襲擊」是少數例外。當天美國東岸時間上午九時，民航機撞毀紐約世界貿易中心雙子塔，當時香港已是晚上，無綫新聞部趕忙報道能找到的新聞片段。翌日清晨，新聞部早更人員接手，黃應士看到首節晨早新聞播出人們從雙子塔躍下身亡的片段，立即致電新聞部，下令抽起那些片段。這也是操守的表現。
黃應士成立的「黃沈慧珍紀念基金」，既是給予浸大新聞系的禮物，也是為面對困境的新聞行業的及時雨。此外，他又給予樹仁大學一筆金額較細的捐款。根據2020年7月推行的國家安全法，違法者可能被移交中國大陸受審，多名反修例示威者擔心被嚴懲而逃亡。「無國界記者」組織發表的2020世界新聞自由指數顯示，香港在全球177個國家或地區中排名80，而2002年香港排名高居第18位。香港的排名預料會因國安法的實施而進一步下跌。黃應士質問：「發生了這些事情，（行政長官）林鄭月娥究竟在哪裡？她缺席了，香港原本應該自行通過有關法律。」《基本法》第二十七條規定，「香港居民享有言論、新聞、出版的自由，結社、集會、遊行、示威的自由，組織和參加工會、罷工的權利和自由。」他表示：「香港行政長官應當向北京反映香港人的意見，如果她不能做到這一點，她應該辭職。」
2007年，黃應士獲委任為公共廣播服務檢討委員會主席。委員會在其後發表的最終報告中明言「新聞自由和言論自由是香港市民基本的憲法權利之一」，新聞自由「不是檢討的主題，而是基本前提」。但對黃應士來說，「世界上沒有絕對的新聞自由」。他說：「香港的新聞自由比大部分人所想的多，我們有那麼多不同語言的報章。我參與公共廣播服務檢討期間，提出香港需要獨立的公共廣播機構，但香港電台無法扮演這個角色，因為它是政府部門，員工薪水由公帑支付。（港台）工會爭取獨立，但不想放棄公帑資助，這樣是不行的。過去22年來，人們不斷說新聞自由受損，有如喊『狼來了』」。我對現職新聞工作者的意見是，提升水平，讓甚麼審查的事情見鬼吧。」
黃應士在美國度過的歲月，對他的影響根探蒂固。正如許多曾周遊世界各地的香港人，他懷疑自己的觀點是美國、中國還是香港的。「assinite 」 (蠢材、笨蛋)是他過去常用的詞語，是他談到政治人物和「敵台」時慣常使用的形容詞。現在他用的難聽字眼是 「Trumpian」，他常以此形容社交平台Twitter。他說：「這好像家庭主婦對着廚房窗戶說話，為甚麼你會相信手機上的東西？」他不認同在「後真相時代」，新聞反映真相的定位有所改變的說法。黃應士說：「這是Trumpian說法。嚴肅的讀者會對Facebook和Twitter上的資訊持保留態度。特朗普冒起前，事實查證不像現在那樣大行其道，因為那時候人們對總統是信任的。」他不認為社交媒體對舊媒體構成威脅，因為新聞是門專業。他表示； 「年僅八歲的孩子可能在Youtube獲得十萬點擊率，看似很有影響力，其實曇花一現。如果媒體不跟進，那孩子的影響力24小時內就會消失。張三李四或許可以將鏡頭對準其他人，但要花好幾天才能製作有質素的錄像。他認為，在互聯網時代，人們較過去容易獲取訊息，但互聯網沒有令新聞資訊大眾化。他也不認為舊媒體失去公眾信任，是問題所在。黃應士表示：「佷遺憾地說，香港傳媒從來沒有真正得到公眾信任。」香港目前有超過三十份報章，部分只有網上版，同時有四家提供新聞節目的電視台。他表示：「普通讀者對接觸的新聞資訊心中有數。如果你看《真理報》或《人民日報》，還能期望甚麼？但我永遠不會說應該審查任何人，（傳媒機構）越多越好。」
黃應士認為，新聞行業是後真相年代的犧牲品。他說：「有些人怪責報導壞消息的人，但如果沒有知識，社會怎樣能夠進步？坦白說，我不想看到，有一天新聞簡化為每則十五字。」
黃應士最近向一班大學生講解「起底」及私隱問題，學生提問社交媒體資訊是否可信，也有人問起底與基於公眾利益調查某些人之間的道德界線。他反問：「為甚麼你們要相信社交媒體？」他的回應觸動了這些在互聯網時代成長的年輕人。在傳媒客觀公正問題上，黃應士強調沒有全無偏見這回事。他表示：「人類行為本質上是有偏見的，因為你的背景、成長過程及朋友圈子，影響你對世界的認知。」他發言後，全場鴉雀無聲。當你在大學唸書，你可能期望教授憑藉他們的經驗，向你傳授智慧，讓你探索世界時找到方向。但黃應士向他們傳授的是顯而易見的常識。
( 作者簡介：林楚芹,《亞太新聞評論》英語編輯 )
( 翻譯：張家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