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Vivian Wang 作為《紐約時報》駐中國記者到達香港時，她看到了一個處於創傷中的城市。銀行被封了起來。地鐵站和購物中心都是空的。那是2020年2月。這個城市長達八個月的抗議活動暫停了，因為Covid-19開始蔓延。當時有一個人死於這種疾病，抗議期間執行的反蒙面法剛剛被強制戴口罩所取代。
抗議時的塗鴉還在牆上，人行道上的玻璃上還留有過去寫有標語的便利貼的痕跡。對於一個記者來說，這一定感覺是錯過了大新聞。
“一段歷史就這樣發生了，而我卻無從知曉。雖然我沒有以前的香港可以與之比較，但我知道這不是這個城市的正常狀態。”Vivian說。這一年，她25歲。她報道了人們在餐館裡坐在被有機玻璃隔開的桌子旁吃飯的奇怪現像，以及這個城市，到處都在提醒你洗手。當時全世界都不知道，這將是未來幾年的常態。Vivian和《紐約時報》團隊寫了中國如何與一種神秘的疾病作鬥爭。武漢被封鎖了，除了穿著防護服的衛生工作者外，街道上一片荒蕪。死亡人數不斷攀升，對未知的恐懼很快蔓延到全中國。紐約時報》駐內地的記者寫道，“當局壓制了醫生和其他發出紅色信號的人”，“並且通過淡化對公眾的危險，武漢人不知道他們應該如何保護自己”。
到3月，北京當局將《紐約時報》、《華爾街日報》和《華盛頓郵報》的五名記者驅逐出內地。Vivian被困在香港，撰寫關於經歷了2019年抗議運動後的香港報導。那些早期從香港發出的報道是冠狀病毒爆發報道的一部分，最終為《紐約時報》贏得了2021年普利策公共服務報道獎。Vivian本人今年被亞洲出版商協會評為年度最佳青年記者。
引起評委注意的那篇報道是關於香港行政長官林鄭月娥的最後日子。當時有人猜測，林鄭月娥是否會尋求連任。“如果她現在離任，她將作為香港歷史上最不受歡迎的行政長官而被記住，她對民眾抗議的笨拙反應導致了北京的介入，造成該城市公民自由的急劇倒退，香港的全球地位一落千丈，居民紛紛出走，”Vivian寫道。不過她承認，這篇文章現在看起來已經過時了。林鄭月娥只是離開了。但是，正是因為沒有包袱，以及Vivian以新的角度看待香港的關鍵時期，評委們才喜歡。
對Vivian來說，這些獎項似乎只是錦上添花。來亞洲當記者是她長期以來夢寐以求想要獲得的機會。她在芝加哥郊區的一個大部分是白人的郊區長大。她的父母從湖南去那裡完成他們的研究生學業，然後再也沒有離開。他們的孩子或多或少都有第二代華裔美國人的典型成長經歷。周六上中文課，每隔幾年回一趟家鄉，沒有有線電視。”我有一個非常受保護的成長過程。郊區很安全，是個好學區。像許多移民家庭一樣，我的父母把教育放在首位。我們被期望專注於學習，同時也要有點節儉”。 作為這個家庭的大女兒，Vivian喜歡閱讀和寫作。“一位高中老師對我影響很大。她鼓勵我在寫作時採用更加抒情的筆調，並建議我在大學裡讀英語，”她說，“但我不知道這可能是一條職業道路，也不知道我可以用這種激情做什麼。”
她在耶魯大學學習英語。 在那裡，她加入了耶魯大學的《每日新聞》，這是全國最古老的大學報紙。該報的學生對他們的工作非常認真。作為一名大二學生，Vivian撰寫了一篇關於常春藤盟校中性侵犯的高發率以及為什麼它們沒有被充分報道的文章。“我們有機會接觸到大學對性侵犯索賠進行裁決的程序的文件。這是校園裡第一次有人公開討論這些文件。 我非常清晰的記得，我熬夜到凌晨5點，把所有故事放在一起，並確保它是準確的。第二天早上，當我走過食堂時，我看到學生們在讀這篇文章。我當時就明白了新聞工作是如何塑造你周圍的對話的。從那時起，我就迷上了。我想成為一名記者。”
而發表在耶魯大學《每日新聞》上的一篇題為“General Tso's Chicken Wings”的文章，可能最能說明這位新晉作家的情況。學生們被要求寫一篇關於一個企業的簡介。王選擇了China King，這是紐黑文的一家當地餐館，提供典型的美式中餐。與美國的許多中國餐館一樣，餐館老板為他們的General Tso’s Chicken感到自豪，這道菜與中國菜或這位叫做左宗棠的著名將軍毫無關系。Vivian的故事圍繞著一個來自福建的家庭，他們如何開始經營這家餐館，以及不同年代的中國移民，作為中國人如何在美國生活。
“大學是我人生中第一次關心真實性的時候，”Vivian寫道。在耶魯大學，希望顯得世故，再加上青春期不安全感的長期增長，使文化差異成為渴望的東西。在大學裡，她又開始學習中文，炫耀她的點心知識，並開始意識到有一種不同的方式來思考她的文化傳統。
“在一個主要是白人的郊區長大的一個後果是，我在童年和青春期早期花了很多時間對少數民族身份感到有點不舒服。當我上了大學，我遇到了那些真正為自己的身份感到自豪的人。在此之前，我甚至沒有想到這可能是我與我的背景有關的一種方式。”
隨著年齡的增長，她有了信心，她不需要比她自己的真實身份更真實。
在她大三的夏天，Vivian在《波士頓環球報》做實習生。幾個月內，從當地音樂到圖書館的改造、突發新聞事件和波士頓政治的寫作，使外界相信她可以勝任。這使她在畢業時獲得了《紐約時報》的詹姆斯-雷斯頓獎學金。她開始在都市版工作，第一次住在紐約。“與一些在曼哈頓或布魯克林長大的同事不同，一切對我來說都很新鮮。我參觀了所有五個區，去了如果我不是記者就不會去的地方，” 她回憶說。
在奧爾巴尼，她報道了2018年的紐約州參議院選舉、州議會性侵犯案件處理不當以及紐約州長安德魯-科莫的下台。從她關於與科莫審判有關的許多報導中，顯然不容易確定任何不法行為。但是，Vivian描述了一個“喜歡高談闊論，喜歡華而不實的汽車 ”，以及一個陷入“長期政治爭鬥”的州長，“有壞脾氣的傳言”。2021年8月，庫莫在被指控性侵犯後辭職。那時，Vivian已經開始行動了。當她在奧爾巴尼的兩年任期結束時，她的編輯迪安-張將Vivian描述為 “快速而徹底的研究，使復雜的問題變得有意義，她的報導方式為州議會報導注入生命”，他說。“Vivian將從奧爾巴尼前往北京，在這裡，她一直忙於解碼一個不同的不透明政府的語言。”
今年9月，Vivian在推特上發布了她從深圳、廣州，經過沈陽、上海，然後到北京的社區附近的檢疫中心的照片。她寫道，“中國對清零的追求是一心一意的，壓倒了所有其他的關注”。她實事求是地看了看為什麼低病例數已經成為國家驕傲的來源。與此同時，也有關於青年失業率飆升和企業倒閉的故事。在中國各地採訪時，她了解到許多人對政府有信心，因為他們的生活在過去10到20年裡得到了改善。盡管到目前為止，她的大部分報道都是關於疫情或政治的，但Vivian期待著講述生活在一個不尋常時代的普通人的故事。
Vivian對自己的華裔美國人身份充滿信心，因為這使她在中國不需要面對一些她在美國所面臨的問題。因為不像她在美國那樣是個少數民族，這為她看中國提供了一個新的視角。在中國共產黨第二十次代表大會開幕當天，許多在北京的外國記者沒有被邀請到人民大會堂見證五年一次的盛況。事實上，《紐約時報》甚至沒有被邀請參加在一家酒店舉行的新聞發布會。於是，Vivian當天上午來到首都的購物中心和公園，感受這個城市的脈搏。她採訪了幾位老人，他們告訴她，他們對中國夢的實現感到非常高興。 “當人們知道我在一家外國報紙工作時，他們會說，‘但你是中國人，你有責任講好中國故事‘。我會告訴他們我是美國人，”她說，“作為美國人，並不妨礙我以中國人的方式看問題。作為一名記者，意味著你必須從其他人的角度看問題。”
雖然到目前為止，她在北京的生活似乎很孤獨。《紐約時報》在首都只有兩個人。另一個是北京分社社長儲百亮(Chris Buckley)，他在過去30年中大部分時間都在中國，遠在Vivian出生之前。多年來，所有外國記者都需要申請許可才能離開北京去其他城市採訪，現在再加上因為疫情而頻繁的突如其來的封鎖和排隊等候核算測試的時間。
“這些限制是如此根深蒂固，以至於你必須找到一種與它們共存的方式。這是一個悖論，但這種侵擾和挫折只是成為你生活的一部分。”Vivian說。
外國記者的生活在某種程度上是孤獨的。他們必須從一個局外人的角度來看待周圍的人，並在外國背景下解釋當地的事件，而這些事件有時只不過是這樣而已。但這一切，Vivian都享受到了極致。 “當我在香港時，由於我不會說廣東話，我意識到在工作和個人生活中，我只和具有一定社會經濟水平的人在一起。也就是那些會用英語或普通話交談的人。” 她解釋說。現在在內地，她可以更好地融入其中，她迫不及待地想在中國各地旅行。
“我對普通人的故事遠比高層政治更感興趣。在過去的幾個月裡，我一直在報道在中國，生活在清零狀態下是什麼樣子。最好的採訪就是那些被訪者們挑戰你的期望。我曾與農民工和企業主交談，他們說他們在經濟上受到影響，但他們支持清零政策。人類是復雜的。他們可以持有相互矛盾的想法，”她說。“將這種矛盾傳達給《紐約時報》的讀者可能是一種考驗。這就像解釋為什麼 吃苦 是中國人的美德，因為其結果可能是有益的。“
27歲的Vivian正在學習如何認識中國的茶葉。“我希望能在中國多呆幾年。我認為，如果不在這裡花更多時間，就不可能說我對中國有什麼了解。這聽起來可能很俗氣，但我從事的是我夢想的工作。”
在這一點上，她沒有任何長期的願望，但她確實期待著在聖誕節能夠回家。
(作者簡介:林楚芹是香港浸會大學新聞系高級講師、《亞太新聞評論》英文編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