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報導者》是台灣第一家非盈利媒體， 2015年，由資深媒體人何榮幸創辦。這家媒體主打公共議題的深度調查報導，依靠捐款來維持運作。
《報導者》的宗旨，是要改變台灣的新聞環境和公共領域，並且把自己視為一家倡議型媒體。為了確保公共性，網站上所有的報導，都不會有閱讀量，避免記者被流量影響。從成立的第二年開始，《報導者》屢獲台灣以及亞洲地區的新聞獎項。
《報導者》營運頭三年，捐款全部來自企業捐助。捐款者，必須遵守“三不原則”，也就是不擁有，不干預和不回收。同時不接受政黨和政治人物的捐款。而在後期，凡是新台幣超過一百萬元的捐款，需要由董事會捐款審核小組決定是否接受，同時公開捐款者身分。
在自由主義媒體制度下，媒體追逐利潤導致對新聞專業主義的損害，對一個社會的民主制度的建設和維繫造成損害。於是，媒體的公共性顯的異常重要。但是在自由市場經濟下，媒體的公共性往往和盈利產生矛盾，面對如何可持續發展，甚至是如何生存的問題。在全球範圍，非營利新聞機構的模式有成功案例並不多，《報導者》正是其中一個。
本刊採訪了《報導者》主編李雪莉，內容圍繞捐款，內容生產，以及台灣媒體環境。以下為採訪全文，提問者為閭丘露薇博士，浸會大學新聞系副教授，以下簡稱閭丘，李雪莉，以下簡稱李。
閭丘：《報導者》是非盈利新聞機構，所以我們非常關心，非盈利新聞機構的資金持續性問題如何解決？在你們的網站上，寫的很清楚，比方說不接受大企業的一筆過捐款。拿香港的經驗來說，當有一些社會運動的時候，錢就會來的比較的充裕，但是它經常是一陣陣的，有很多的媒體都經歷這樣的問題。那你們怎麼樣去面對這個問題呢？
李：《報導者》是透過多元捐款的結構來維持長期的盈利。成立初期，我們大部分是大額捐款，所以比較仰賴新臺幣一千萬元以上的捐款。當時財報披露的年度營運經費是台幣三千萬元，組織規模也是保守控制在二十人左右。所以我加入《報導者》的時候，我記得就是二十多人。從第四年開始，我們的小額捐款大幅成長，讀者開始認識我們，我們的報導也開始有點影響力。年度捐款的總收入在第四年開始就到了新臺幣六千萬元，小額捐款跟大筆捐款的比例達到一比一，組織結構的規模也就隨之穩健成長。我們今年是進入了第八年，我們是到了成立七週年的時候，除了小額捐款穩定成長以外，捐款十萬元以上的天使捐款人，也就是中間這一塊，還有捐款三十萬元以上的企業也持續增長。然後再加上我們有一些多元的收入，譬如說我們開始授權其他媒體刊登我們的報導。我們在不斷思考，除了小額贊助者人數拉高，我們可以有什麼樣的穩定收入。
所以今年 （2022年）的捐款總收入有可能突破新臺幣七千五百萬元。大筆捐款現在佔我們年度經費比例已經降到了百分之四十。那可以想像就是從一開始百分之百變成百分之四十。其他小額，定期定額或者是單筆贊助，已經有相當的比例，有可能五成以上。所以我們現在組織規模擴充到四十人左右。因為我們有信心在捐款結構比較多元的狀況下，能夠維持我們新聞編輯部的規模。所以我們現在辦公室有一點太擠了，因為從二十個人的辦公室，現在已經有四十一個人了。我們現在的確還是希望能夠壯大我們自己。
你剛剛提到社會運動，因為香港從雨傘運動一直到後來的反送中運動，我的確有感覺到，像《立場新聞》比較運動性格的媒體會帶動很多的捐款。可是我們是在太陽花運動，就是三一八學運之後一兩年才成立的，所以其實沒有具體跟所謂的社會運動完全貼合的這個狀況。但是整個大背景當然是很多社會的覺醒，或者是社會看事情的方式很不一樣了。所以我只能說是間接的影響，而不像是香港，就是捐款和社會運動這麼有關聯。
我覺得我們比較不一樣的是，臺灣媒體的分化是很嚴重的，是不被信任的。我記得在二零一五年的時候，臺灣就開始流行一句話，「小時不讀書，長大當記者」。二零一二年臺灣有一個脈絡，就是反媒體壟斷運動，那時候開始有譬如《中國時報》這類被旺旺集團這種財團購買的媒體。同樣是在二零一二年，政府開始有非常多的廣告植入，這種植入廣告變成是政府是最大的廣告主。所以臺灣社會對於媒體有一種信任危機。並不是沒有媒體，而是我們有非常多的媒體，但沒有可以信任的媒體。
我們一開始在成立的時候，也沒有想過我們可以活那麼久，覺得活到三年可能就差不多了，因為不太確定這種沒有付費牆，一切都是為了公眾利益的模式，到底贊助者有沒有這個習慣？除了在捐廟或者捐教堂以外，或者是說捐社服團體以外，有沒有贊助媒體這個習慣。可是我們現在走下來就發現，其實是後見之明，就發現說信任這件事情是很無價的。當你真的做到獨立的時候，你的讀者是很願意給你支持的。那接下來就是人們願意為這個信任贊助多少，因為信任是一個很無形的東西。
除了體制結構讓讀者覺得獨立之外，我覺得主要還是靠好報導來喚起他們的信心了。第一個比較印象深刻的，應該是二零一六年底，我們做的血汗漁場的報導，因為馬上讓地檢署重啟調查，所以這件事好像是一場呼籲行動。如果你有一個好的調查報導擲地有聲的話，其實讀者會知道它的影響力。所以已經不只是單純的信任一個公共媒體，而是你的報導要有影響力。如果你的報導沒有影響力還是很無關痛癢的話，政府也不會行動。所以我覺得是這些累積的報導得到讀者的信心。得獎當然是一個勳章了，可是得獎好像不是最重要的，因為得獎比較是業內的肯定。如果你說你的作品沒有真實的對社會產生影響，或者對人的心理產生共鳴的話，我覺得他們不會行動。所以是因為這些好報導，我覺得讓大家行動起來捐款。在臺灣社會，捐款可能不是完全跟運動相關，但需要報導和公共政策結合，而且推動制定者行動，讓公眾覺得是參與其中的，那他們就更願意贊助。
我印象比較深刻的是，其實《報導者》前四年的運作沒有那麼貼近時事，後來主要是普優瑪事件。因為臺灣的鐵路這幾年有一些事故，比如出軌，還有其他很重大的社會事件。因為台鐵交通的事件是個複雜的議題，我記得是在二零一八年吧，我們開始做普悠馬即時深度報導，來馬上回應讀者的需求。但可以做這個報導，也是因為我們有合適的記者，有適當的人才，才能夠在新聞發生的時候，做出跟其他媒體比較不一樣的重量報導。當時的捐款多到可怕，因為是突發新聞，而你又可以有很好的表現。這是為什麼我們過去四年節奏感變得很不一樣，除了那些比較安靜的調查報導的議程設置以外，我們對於自己追蹤過的新聞領域的看守更嚴謹。
我發現讀者，尤其是非營利媒體的讀者，贊助者，很在乎你有沒有持續的追蹤那個議題，你有沒有持續的跟進。所以包括今年年初，我們做了一個烏干達留學黑工的故事。很快立法委員就開會，彰化縣檢調已經開始調查。地檢署正式起訴十個人。這十個人當中，有四個人是以人口販運罪起訴。那個調查報告的內容就提到《報導者》，他們是跟著《報導者》的內容開始啟動這個調查，而且真的起訴了，所以這會讓人很有感。十六位烏干達來臺灣留學的學生，他們的命運被改變了。他們轉到比較好的學校可以開始認真上課，不用去當黑工。這個對於讀者來說同樣是很有感的，因為它就發生在臺灣。我們關心的人權不只關心臺灣人的人權，也關心其他在這塊土地上的人權。再加上它真的很有行動感，所以這個報導出來以後，捐款就很明顯增加。所以你會看到，我們每個月有定期追蹤哪一個議題有更多人會點進贊助頁。雖然我們不強調流量，不強調點閱率，可是我們還是會追蹤數字。所以前四年我們是比較安靜的在做深度和調查報導，但是現在我們會掌握到另外一種不同的節奏，就是要及時回應讀者的需求。
閭丘：剛才你提到內容，這也是我非常關心的。像調查性報導的話，如果拿全球範圍來看，有ProPublica，在香港，我們之前有《傳真社》，當然很遺憾，《傳真社》沒有做下去。但問題在於，調查性報導會產生社會影響力，也會對政策產生影響，但其實讀者是不是會集中在比較小眾的一部分？因為我不知道在臺灣是不是同樣的，大家對於長篇的，深度的，嚴肅的報導，閱讀喜好會比較小眾。拿你們的報導來說，它肯定有固定的一些讀者群，如果要在擴展它的讀者群的話，這類的報導在臺灣有沒有潛質？還是說你們不在乎有沒有更多讀者？只要能夠產生政策影響，只要能帶來社會改變，只要是能夠帶來籌款，那其實就可以了，就是說，你們的這個媒體的定位就成功了？
李：其實這幾年我發現，我們的確有一點難突破同溫層。難以突破同溫層一直是我們很關注的議題，或者是換一個方式說，怎麼樣突破同溫層，是我們管理層在考慮事情的時候，一直是很持續在問自己的事情。
所以大概在兩年多前，我們就嘗試了Podcast，做聲音故事。我們在做這個創新的嘗試時，沒有太大負擔，就是試試看，尤其是疫情之下，人們可能很需要陪伴，在家裡的時間也多了。嘗試以後就突然像是一炮而紅，因為市場上沒有這類產品，沒有一個講述故事背後的內容，會告訴你更深度一些的東西的產品。我覺得還是回歸本質，是深度的內容，深度的新聞內容，我們讓你聽見記者和當事人的聲音，然後告訴你世界上最重要的事情。所以它很強調現場感以及記者去現場帶回來的東西。所以我們現在Podcast至少在新聞類排名蠻前面的。我們的Podcast大概每一集會有五到六萬人收聽，我們分析了一下聽眾群，發現Podcast的眾跟閱讀報導者的人不完全重疊，甚至有高度的區分。可能有六七成的人，平常並不看《報導者》，原因可能很忙碌，甚至有人從來沒有聽過《報導者》這個媒體，他第一次的接觸點，就是我們的Podcast，然後就成為我們的讀者。我們的目標是為了要突破同溫層，好像某種程度有達到。現在我們從一個製作人變成兩個製作人，然後主持人也由我們輪流做下去，因為它的量體又變大了。
另外一種方式是我們一直有出書。《血淚漁場》是我們的第一本書。要出書的時候，我在想，我們沒有付費牆，大家都可以在網站上免費看，會有需求嘛？可是反正我們就做了這件事情，而且就算是做的人仰馬翻，還是用書的結構把它做出來了。結果發現，這本書帶著我們去到很多不同的地方，因為看書的閱讀習慣跟體驗，可能跟網站上看新聞還是有很大的落差的，書至少可以收存起來。我們很多的書得了獎，那又是書的生命，好像延展了我們的議題的生命力。所以我覺得《報導者》，就是有一點像是跨界到出版這一塊，雖然我們沒有自己的出版社，可是我們現在每一年都出版一
到兩本書。我覺得它的意義在於，除了持續的接觸到我們的讀者，然後也讓讀者知道我們是一個怎麼樣的媒體，我覺得它也給記者們很大的信心，覺得是一個作者，而不只是一個記者。我覺得會給他們更多的價值和意義感。我覺得如果記者自己認為這份工作很有價值感的話，可能比較願意留下來，降低離職率。
第三個方式，那就是我們要推出的一個叫做“少年報導者”的產品，它是針對十到十五歲的大小孩跟青少年的一個網站。我們討論了一年多，然後陸陸續續有做一些內容嘗試。它的特點主要在於，我們希望給“少年報導者”的讀者們看的是文字量體不要像我們固有的那樣大的，我們做過實際的調查研究，應該就是一千到兩千字，一千五百字。還有就是我們會用多一點圖畫素材或者是漫畫素材，所以網站會比較活潑，不會像我們“報導者”這麼嚴肅。我們的想法還是回到公共的精神，就是說，如果我們想要讓大家都可以有公共討論的能力的話，這個能力不是很空泛的，要讓大家看硬新聞。但是要怎麼樣把內容送到讀者的手中，然後他願意看下去，願意吃下去，願意消化，這是我們需要考慮的。如果我們一直在談的是，怎麼樣把我們的調查內容做得更好，可是其實我們如果在生產階段沒有去思考到需求這一端，我覺得它不會成功。因為你做再好的東西，你也是束之高閣。所以我們一直在想，讀者要什麼，讀者需求什麼。《報導者》創立之初，我們覺得它可能沒多久就會死亡，但它持續下來了，所以後見之明是臺灣社會有這個需求。至於下一步有什麼樣的需求，有沒有聲音的需求，我們也都是先試了，然後發現有需求，我們就持續做。《少年報導者》，我們也不知道未來會怎麼樣，可是我們就是先去做，再看看市場的反應怎麼樣。但是出發點是圍繞著我們是一個公共媒體，我們想把好的東西送到不同的年齡層裏。所以一開始《報導者》網站的讀者，很多人會說是文青、憤青、知青，但是這幾年下來就完全不是這些類型，是律師、法官、醫生，還有關心環境的人，關心人權的人，有老師。上一次辦烏克蘭的新書的活動，最小的讀者大概就是高二，高一，也有六十五歲的長者。
閭丘：剛才講到你們在嘗試用不同的形式去傳送你們的內容，那這樣的話，其實又回到生產新聞內容的人身上，就是你們的編輯和記者。比方說你們的Podcast，我覺得類型跟This American Life非常接近，當時大家沒想到NPR的這種方式，會成為現在的一個主流。NPR資源很多，所以可以在聲音以及記者的參與度上面，有很多後勤支援，但是如果你們來做這個的話，會不會讓記者覺得，他的負擔很重？除了要寫文字，做採訪，還要有聲音的考量，要在錄影和採訪的過程當中，要去多做一點事情。因為以前記者一人又要拍，又要錄，又要寫稿，好多記者是很抗拒的。另外一點，你也講到少年版的報導者，這樣的話其實對文章的寫作方式，鋪墊，和結構，可能對記者有不同的要求。
李：《少年報導者》是另外一個狀態，我們有獨立的團隊在處理,所以不會讓《報導者》的記者去處理。你剛剛講的各種其他的工作要求，或者是寫稿之外額外的工作，我就抱著一種「邀請」你來的文化，如果你不願意，我們是絕對不會勉強的。所以是鼓勵的性質，而不是一種要求。像我之前在《中央社》，身為一個文字記者，需要負責剪接。或者在《聯合新聞網》工作，記者又要採訪，又要剪接，然後又要上傳，還有文字工作，全都是一個人來做。我們還是希望專業導向，所以一切的額外需求，譬如說要去做聲音，一定是鼓勵的性質。我發現《報導者》的記者好像都還蠻愛分享的，從工程師、設計師到記者都有點分享狂。就算自己不一定口語能力很好，但是他們也會覺得這個就是一個好的事情。我記得有個工程師說，他在這邊四年最快樂的事情就是去參加大會跟上千人分享，他覺得超級酷的。
我認為《報導者》跟我過去任職過的其他組織最大的不一樣，是讀者的回饋是很直接，及時和明顯，對於記者來說是一個很大的信心，或者說，即使是批評，記者也會覺得有人看到了他的報導。我覺得最怕的就是沒有存在感。在過去我覺得很多組織，因為是主流媒體，不太容易去跟讀者互動。可是《報導者》跟讀者互動非常多的，我們的臉書，《報導者》的讀者群很願意回饋，很願意真的很認真的看文章，所以他們是一群很仔細的讀者。仔細的讀者就會讓記者有壓力，因為寫作要更仔細，但是同樣，你做的任何一件事情，不是投到水裡，而是真的會看到漣漪。我覺得，不管是文字作品，書的作品，或者是聲音的作品，它都想知道讀者的反饋是什麼。所以我們每禮拜一的大會，一定會有二十分鐘的時間，從文章到聲音，去看一下，上個禮拜讀者的反應是什麼。很多讀者會主動跟我們說，你們可不可以寫什麼報導。這個在其他媒體我不知道有沒有，但是在《報導者》是非常明顯的。他會說，我知道你們曾經做過這個調查，那我現在有一個資料，你們覺得適不適合。這種互動感其實是蠻強的，而且我們希望持續地增加這個互動感。在Podcast推出一週年和兩週年，我們開線上大會，有三百個讀者進來，來自世界各國，來自比利時，來自美國、加拿大，他們都會投遞出他們的故事給我們。譬如說，疫情之下，一個視障者的人生是什麼？一個視障者聽眾就會說，他寫過來，他說我們的Podcast陪著他，所以我們就為了這位聽眾專門做一集視障者在疫情下的人生。我覺得這種互動感，信任感，有一點像朋友的感覺，而不是高高在上的媒體，那種我要告訴你，你該讀什麼，你該聽什麼的樣子。可能是這樣分享文化，讓我們的記者很願意去參與Podcast製作。
閭丘：人才的培養你們怎樣做？因為《報導者》主要是調查類新聞，其實對記者的要求蠻高的。一般來說，調查類新聞的話需要資深記者，就是跟年資，還是經驗，有非常直接的關係。這一方面是怎麼留下有年資的人？另外一方面，新進來的記者，怎麼樣快速地培養他們？因為我記得以前我們人手足夠的時候，會老記者帶新記者，但是很長一段時間之後，就把新記者直接扔出去了。但直接扔出去的效果是他做出來的調查報導，往往品質不佳，或者說，如果有人帶，他可以做的更好。我不知道《報導者》怎麼樣去保證不管是人手不足和人手充足，質量能夠保持一致？
李：我覺得質量就是靠資深的編輯把關，所以《報導者》的資深編輯，包括我和我們的總主筆，工作量是非常重的。也就是說，創立初期，我們不那麼清楚，我們會是長成什麼樣子。很多來到這裡的人對於深度和調查報導沒有太多的共識，對品質沒有太多的共識，所以是一次一次地確認。那個時候，三年中的流動率是蠻高的，因為我們一直在尋找自己的樣子。後來創立的中期，也就是到了第三年、第四年，我們發現的確像你說的，需要更多的資深記者。所以那時候的記者換了一批，因為年輕的記者也會覺得，第一份工作我就要在這裡嗎，那這個挑戰對我有點大，所以不太適應的，就會去通訊社，去報紙，覺得比較容易適應。另外很多人，直接離開了這個產業，因為覺得記者的工作，還有生活狀態，並不是他們可以接受的，太辛苦了。所以最後品質的管控，編輯台花了蠻大的力氣。
定題目的時候，我們希望是由下至上，但是控管品質的時候，是編輯台由上至下。包括我自己，還在採訪，還在規劃選題，但是同時要為記者的東西塑形，我們會有非常大量的討論。大家現在看到的文章的呈現，通常可能是改過了三到四次的稿子。那當然，到了創立的中期以後，因為我們有了比較多的資深記者，我覺得我們的整體表現也就稍微好一點。特別是在即時深度新聞的部分，因為資深記者有人脈，就比較能夠在即時新聞發生的時候有更好的表現。所以的確需要蠻有經驗的記者。還有一點，我覺得《報導者》比較像是專題式的製作，有點像過去的雜誌。可是我們吸引來的記者，即使是資深記者，如果是日報出身的話，也需要很大的調整。所以不是只有資淺的記者需要適應，即便資深，如果過去沒有專題製作的經驗，同樣需要不短的時間適應。
我覺得臺灣的媒體界的確有嚴重的斷層。因為調查報導過去這種形式在臺灣並不流行，數量不多，市場也不大，多數媒體沒有投入人才跟資本。是這幾年開始，當問題慢慢暴露出來以後，有慢慢的被學界，還有就是新聞系學生看見。我現在在台大教採訪寫作課，我在教課的時候，我鼓勵他們能夠往更難一點的方向走。但是我可能會說，你們可以嘗試非虛構寫作，這個包括重要的公共政策解釋性報導或深度報導，或調查報導，人物特寫。但是我可能不會一開始就嚇跑他們，告訴大家只有做調查報導才是好記者。因為我很怕打壞他們的胃口，覺得哇，好難哦，於是就選擇退出。所以一開始的時候，我不會去限制年輕人對於新聞的想像這件事情。但是等到把他們吸引進來了以後，我會告訴他們，那個高標在哪裡。因為我覺得這個標準，包括調查報導的方法論，我們自己都是在摸索和建立的，也沒有人告訴我們，就是透過跟國外的記者一起合作，或者是邊做邊學。我常常覺得我是在跟年輕的記者學，他們遇到的狀況，我也一起去參與討論，然後發現，哎，這個以前我也沒有想過，因為過去我也沒有被這樣訓練過。
閭丘：我們最後一個問題是關於媒體的公共性的問題。最近我看到台灣有很多的討論是關於媒體公共性的問題，甚至認為說，政府是不是應該有更多的投入來做公共媒體。那其實你們已經是承擔了這樣一個公共性的角色，我不知道你怎麼看，就是說公共媒體在臺灣這樣一個大背景之下，應該是政府出手呢，還是由社會出手，哪個更爲的有效？
李：我覺得政府出資的公共媒體，最知名的當然就是英國的BBC嘛，但是它就是依法向民眾收取稅收，還有NHK。我覺得像這種由政府出資的公共媒體，它的優點就是財源非常的穩定，經費多數很充足。雖然BBC也裁員了，但是資源還是相對很豐沛的。所以它們有機會做自播高品質的節目，可是我覺得那有個歷史脈絡，已經是很長遠以前，就是媒體還沒有這麼蓬勃的時候，它們成立，然後成為一個被信賴的平臺，都是因為有那時候的歷史機遇。但是，我覺得缺點是容易受到執政黨跟國會的政治干涉。像臺灣的公共電視，就發生這樣的狀況。即便是BBC或者NHK，前者受到包括英國保守黨說要刪它的開支，後者的監督委員會也這樣說，這些都顯示會受到執政黨的監控，操控。像我們這種從土地自己長出來的草根，公民社會自主的公共媒體，雖然財源不一定穩定，經費也常覺得不足，但是我覺得比較能夠獨立自主，不受政治力的影響。
另外民間的公共媒體，它不需要追求像政府資助的公共媒體的大而強的模式。我們一直在講，《報導者》是在追求小而美的模式。你剛剛有提到美國的ProPublica，我覺得它的經驗就是，只要長期建立品牌，就能發揮影響力。ProPublica連續獲得了五六屆的普立茲獎，但它的員工人數沒有太多。可是因為它獲得社會信賴，而且它有多元穩定的捐款結構。這種小而美的模式，我覺得民間公共媒體應該是可以追求的，雖然財源可能不穩定。很多人曾經跟我們講說，你們也可以去標政府的案子啊，可是一旦你花非常多的力氣處理跟政府關係的時候，其實你的核心，你的思考已經開始被被影響了。這個是我們到目前為止都沒有去接政府案子的一個原因，也不接受任何政府廣告。
閭丘：問題是你剛才提到小而美，也提到了像美國有類似的比較成功的例子，但是你覺得其實像這種公共性的，像你們這種性質的媒體的話，一個社會裡面它能被容納的空間，數量的空間有多少？還是到最後雖然小而美，但是可能只有那麼一兩家能夠生存？
李：我給你一個數字，就是臺灣有一個公益哲信協會，它在二零二一年的時候公佈了臺灣公益捐款的報告，去年度臺灣民眾個人公益捐款的規模，是到了新臺幣一千一百億元。這個數字非常可觀。但是如果你去看這個一千一百億元的捐款流向，七成是流向宗教團體跟社服團體，然後三成，就大概三百億元左右，是分散在各類型的社會團體，包括環境保護、動物保護，這兩類是三百億元裡面最大宗，然後創意型的NGO佔非常小部分。《報導者》算是創意型的NGO，我們創意的是一個公共獨立的媒體。所以從臺灣這個市場的捐款行為來看，公益捐款的民間動能非常強，但是這種創意型非盈利媒體，我覺得它目前是佔極小的，極小的比重。至於是不是能夠容納非常多，我也不樂觀。因為從目前的行為來看，大家還都在學習，然後開始慢慢瞭解說，哦原來有所謂的創意型媒體。這就是為什麼，我們偶爾還是會去很多企業，去跟它們的員工演講分享。因為非盈利媒體的重大挑戰就是要改變民眾的捐款習慣，你必須要能夠展現特色，然後你真的持續有影響力，才能夠讓非盈利媒體成為民眾捐款的優先選項。不然以我們剛剛分析來講，這不會是他們的優先選項。但是民間捐款的能量是很大的。
我覺得兩個點可以思考。一個就是民間的捐款是多的，但是它都沒有流向創意型媒體。要讓比例提升，需要讓民眾知道這是一個選項。因為可能很多民眾不知道這是一個選項，也沒有捐款習慣。其實社服團體還有特別是宗教團體，資源已經是獨霸了。我反而覺得它們不需要這麼多的資源，因為資源的分配都有很多的問題。第二件事情，我覺得《報導者》還是希望整個媒體的環境是好的，不是只有我們好。所以我們覺得，當你給記者一個更好的、更尊重的公共空間、工作環境的時候，其實也會鼓勵這個產業界的其他媒體去思考說為什麼《報導者》可以做成這樣。雖然我們有人流出，但是只要我們要招人，其實不難招，會可以找到業界最好的人。我覺得這就會推動其他媒體去思考，如何對待自己的記者和員工。
還有就是原來調查報導是可以贏得信任這件事情。獨立性或者是給記者一個比較可以專心做報導，這個環境它其實會有一種共辦的效應，它不會只留在《報導者》，它會同時在新聞獎項的時候，或者是說在人才流動的時候，也會推動其他的媒體組織去做出良善的改變。我覺得這個才是大家一起好，不會只有非盈利好，而是盈利的媒體，它也可以長出更好的樣子。這才是我們最希望的。因為我們畢竟只有四十一個人，我覺得要靠四十一個人去改變，是絕對不可能改變這個整個大的媒體環境，我們只能慢慢鬆動。那這個鬆動就是一個很值得祝福的，我覺得已經是一個很美好的事情，原來可以鬆動，原來高的標準是可以存在，而且高標，讀者是願意接受的。之前我離開《天下雜誌》的時候，大概每一家傳統媒體都上網了，然後所有文章上就是一千六百字上下，不敢再多，覺得沒有讀者有耐心看完。可是當你鬆動了這件事，你就會發現，其實讀者是願意買單的時候，你就會重新不會小看讀者。因為我覺得讀者是很現實的，如果你不夠好，他也不會支持你。所以我覺得大家要對讀者有信心了。所以我覺得《報導者》某種程度鬆動了一種對於讀者的刻板印象，對於社會的刻板印象，原來社會有需求，讀者有需求，而且讀者有這個眼光，可以辨識好的內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