調查報道的結構性困境—政治封鎖、資源匱乏、工作不穩

作者:盧惠嫻 、黃天賜

調查報道的結構性困境—政治封鎖、資源匱乏、工作不穩

新聞研究

2021-06-25 17:50

一個國家的媒享有新由,會被視為衡量是的標準之一,而調查報道的生存空間則是體現新聞自由程度的最佳寫照。然而香港浸會大學新聞系聯同全球17個國家及地區的學者進行的一項調查顯示,雖然絕大多數受訪者都認爲調查報道非常重要,但在包括香港在内的多個國家和地區,調查報道正面臨各種困難和挑戰。

 

巴拿馬文件  震驚國際

是調查報道? 據美國學者漢森(Anders Hansen1991的定義,調查報道有別於日常的報道,記者可以花較多時間,透過不同的消息來源、發掘資料,深入報道故事。格林Robert Greene是美國報紙《新聞日報》(Newsday的記者和編輯,作為調查報道的先軀,他參與1975年在美國成立的調查報道組織「調查記者與編輯協會」(Investigative Reporters and EditorsIRE。這組織強調新聞報道要揭露真相,通過記者的努力和行動,把機構、權貴、名人等的秘密公開Greene, 1983)。

此外、芬蘭、挪威等國家也紛紛成立調查報道組織,發掘社會隱藏的問題。有學者指出,調查報道有責任提出社會上的潛藏問題Coleman & Wilkins, 2002),透過揭露政府、權貴和政客的問題,監督、規管他們的行為,有效地促進民主的發展(Siebert, Peterson and Schramm, 1956)。不同國家的媒體系統media systems)不一,相關的新聞價值和想法也有所不同,監察政府是少有獲得不同國家和地區記者廣泛認同的價值觀念Hanitzsch et al., 2011

2016國際調記者同盟ICIJ)藉巴拿馬文件揭露全球多國包括亞國家的元首、政客等逃避稅項和貪腐,事件在國際惹起廣報道和關注報道更在2017年獲新界權的普立茲(Pulitzer,內地譯名:普利策)最佳新性報道獎  

在香港,2001《蘋果日報》揭發時任立會議員程介南利用公職人員身以權謀私經審訊後被法庭裁定罪成立入獄18個月2018《明報》調查發現信貸人士資的環聯資訊(Trans Union網絡出現保安漏洞,記者可以在網上查核特首林鄭月娥的個人信貸資料促使政2021年引入多於一間個人信貸資種種例子反映調查報道的重要性

 

跨國研究結果 香港面臨挑戰

20196浸會大學新聞系聯同英國、澳洲、南韓、德國等17個國家和地區[1]的學者,展開為期近一年的跨國研究,訪問逾百間傳媒機構,探討新聞媒體和民主發展的關係。結果發現,無論是亞太區的國家,還是歐洲、英國、澳洲等地受訪的記者、編輯和傳媒高層均認同調查報道對社會存在重要的價值。香港也不例外,絕大多數受訪的記者都重視調查報道,其中一半受訪的媒體都設立專門的小組負責調查報道工作,部分記者指負責日常採訪工作的記者,若發掘了偵查報道的題材,可獲發一些額外的資源,這與2011年研究[2]的結果相近

雖然不少國家的記者非常重視調查報道,但他的機卻受制於政、經濟及政策等結構性因素影,無法發展調查報道。有香聞工作者指出的變化再加上新冠病毒對經造成的打擊,以及香港特區政府政府對公開資料政的修訂,令本地傳媒與其他歐洲國家地區國家的新者相比調報道的工作更見水深火熱是前所未見

調查報道得以順利開展,政府的角色是非常重要。民主國家對人權及新聞自由均很重視,涉及公眾利益的資料,記者均容易查得。以英國、新西蘭、澳洲等為例,公司註冊的資料均容許公眾查閱,更設有資訊自由法。惟香港不單沒有資訊自由法,公眾原可輕易查閱的公司董事資料,政府分三階段,收緊查閱。香港記者協會主席楊健興在受訪時曾解釋,香港沒有「資訊自由法」和「檔案法」保障記者索取資訊的權利。記者即使向政府或相關部門查詢資料,也要視乎不同部門的處理手法。近期高等法院便頒發禁制令,不容許公開警員的個人資料。香港特區政府再收緊公司查冊資料,令新聞調查報道更見掣肘。

   香港電台電視部節目《鏗鏘集》的編導蔡玉玲,在報道涉及「元朗7.21事件」相關的人物時,於20205月及6月,透過運輸署系統,查得當日在現場的車主身份。惟在半年後的20211月,香港警方卻指蔡以虛假陳述,取得車主資料而提出起訴,最終被裁定罪成,罰款6,000元。在香港,記者透過查詢公司註冊資料及車主身份,揭露涉及公眾利益的問題,是以往慣常的調查手法,一直未曾遭警方檢控,而蔡玉玲此次遭起訴,自然引起了寒蟬效應,也窒息了香港新聞調查報道空間。

   相比之下,英國、萄牙、南韓等均有明確的法例,確保政府的資料可供公眾和記者查閱,2019年一項有關南韓記者的調查結果顯示,南韓記者享有頗高的新聞採訪自由。以15作基準,南韓記者在容易獲得資訊一欄,平均的評分為3.01,顯示記者普遍滿意在南韓獲取公開資訊的情況。是次的跨國研究發現,無論是香港本地媒體高層,還是新入職的新聞記者均表示,近年欲獲取特區政府的資訊日漸困難,這一點也導致香港的新聞自由指數近年來明顯下滑。

 

香港傳媒  資源遜於歐洲

除了受到政治環境及政府政策影響之外,經濟環境是另一個重要因素。調查報道雖有利社會發展,但成本高昂,新聞媒體衡量成本效益後,未必願意在調查報道投放大量資源。因此,不但在香港,其他亞太區國家如澳洲、南韓,甚至加拿大等也出現調查報道資源不足或減少的情況。譬如在南韓新聞媒體在調查報道投放的資源並不多,有些媒體近年才開始設立調查報道小組。澳洲廣播公司(Australian Broadcasting Corporation)一向有調查報道小組,但現在也面臨資源減少的情況。其他歐洲國家如希臘,近年在經歷金融海嘯後,也面對類似的情況。

但研究發現,德國和丹麥是少數例外的國家,當地新聞媒體機構擁有較充裕的資源和人手進行調查報道。德國《時代週報》(Die Zeit)有15名負責調查報道的記者,他們每年會進行3050個新聞調查,最後發表大約10篇調查報道。該報記者更指出,機構為新聞調查報道提供了足夠的資源。而另一份德國報章《南德意志報》(Süddeutsche Zeitung)的調查報道組也有810名成員,該團隊也曾參與有關巴拿馬文件的聯合報道。

此外,丹麥的新聞媒體機構也非常重視調查報道,幾乎所有受訪的丹麥新聞媒體機構都設有專門負責調查報道的小組,其中《號外報》(Ekstra Bladet)在201910月爲了加強調查報道,為有關調查報道小組增加了20名成員。相比之下,香港新聞媒體的資源卻捉襟見肘,調查報道小組一般只有三、四名成員,而且在每一項調查報道中所花的時間也不能太久。

至於瑞典的新聞媒體,不但有專責小組負責調查報道,每年編採部還會撥出相當於總預算的10%,用在調查報道方面。瑞典的收視率最高的新聞頻道SVT,在調查報道上投放的資源更逾總預算的兩成。而香港的媒體和記者雖然重視調查報道,但要獲得資源的支持並不容易。更有香港記者透露,有時連所需的相關調查應用程式軟件,也要自掏腰包購買

 

薪酬偏低 人才流失

在培訓方面,歐洲國家投放了不少資源為調查報道記者提供培訓。丹麥調查記者協會自1989年成立後,就成為該國調查報道記者的培訓中心,先後舉辦了不少工作坊和討論會,就新聞調查報道進行交流和推廣。但香港媒體機構普遍缺乏持續性的在職記者訓練,對調查報道記者的培訓更是少之又少。

此次跨國研究還發現,發展新聞調查報道的另一個阻力是記者的薪酬待遇偏低。香港記者協會2016年進行的一項調查發現,逾三成的受訪記者月薪只有1.5萬港元,低於當時香港平均月薪中位數的1.55萬港元,因此使記者大量流失。而且,新聞媒體的内容製作也開始外判進行,台灣及香港版的《蘋果日報》曾於2017年推行大規模的外判計劃,香港電台也由於資源不足而需要聘請大量合約員工。

有關研究發現,自2008年金融海嘯後,歐洲多地以及亞太地區的記者同樣面臨工作不穩定的情況,例如冰島,在不少資深記者離職後,新聞媒體會改聘年輕記者,而且許多新記者只能以短期合約的形式聘用。

 

結論

按理,調查報道對社會發展起了極重要的作用。從前美國水門事件,香港的民建聯副主席程介南被揭以權謀私,以至巴拿馬文件揭露各國權貴避稅,可見調查報道確實有助監察政府、政客、社會權貴,甚至跨國公司不法謀取暴利。我們研究發現,各國記者幾乎一致認定調查報道對社會的重要性,可是,由於調查報道需要大量資源和人手,面對近年經濟下滑,各地不少媒體機構難免減少在這方面投放資源。對比其他地方,香港記者除資源不足,薪酬欠佳外,在政治環境急遽轉變之下,獲取資訊更顯得困難重重,甚至面對被檢控風險,令具有民主社會發展價值的調查報道,陷入「冰封」。




(作者簡介:盧惠嫻,香港浸會大學新聞系助理教授;黃天賜,香港浸會大學傳理學院高級講師。)


[1] 參與今次研究的國家或城市包括澳洲、奧地利、比利時、加拿大、智利、丹麥、芬蘭、希臘、香港、冰島、意大利、荷蘭、葡萄牙、南韓、瑞士、瑞典、德國和英國。

[2] 香港浸會大學參與的研究為「The Media for Democracy Monitor 2020」,此為一項長期的研究,2011年進行了一次,當時有十個國家參與,研究結果獲Nordicom 出版書籍2020年進行第二次研究,The Euromedia Research Group負責此項目,The Dutch Journalism Fund支持。University of SalzburgJosef Trappel教授和University of ZurichWerner A. Meier教授統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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